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沿海的海防形势相对缓和，在所谓“中外和好”的气氛中，清朝统治者又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沿海各处炮台和海防设施几近废弃。而此时，西方列强经历了工业革命，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对外扩张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清廷中不少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70年，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对大沽口、北塘海口及津城东北各炮台重新进行了修整和加固。大沽口炮台次年又增加了炮位，新增添大炮４门，加上原有的装备，共有大炮九十余门，大沽口炮台的防御能力得到新的加强。在他的主持操办下，军队开始广泛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培养西式军事人才。1881年创办了培养海军人才的天津水师学堂；发展新式陆军——练军，建神机营驻守炮台；全面更新武器装备，到1884年，直隶练军一律改用哈乞开思、毛瑟等新式后膛枪；1887年建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建栗色火药厂，使用最新式的机器来制造最新型的炸药，以适应各海口炮台新式后膛大炮、铁舰巨炮的需要；派游击卞长胜等远赴德国学习军事指挥技术，回来后驻守炮台；从德国购进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新式的大口径巨炮，装备炮台。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增强清军的战斗力，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

大沽口炮台营盘图

重新进行修整和加固的大沽口炮台，规模更大且布防更为严谨合理。大沽口两岸共建有5座营盘。大沽口南岸的南滩新营盘，内有滨海平炮位13座，安设大小后膛炮８尊，建有长墙18里，直通小站盛军驻营处；草头沽营盘，由开花炮队营驻守，周围营墙安设大小前后膛炮位51尊；南岸营盘，有大炮台4座，名“长炮台”，“威字南炮台”、“镇字中炮台”、“海字老炮台”，并有大小平炮台43座，安设大小后膛炮139尊，由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带协标练兵1800名，水雷营兵、水勇208名驻守台洞多处。大沽口北岸的北岸营盘，有大炮台2座，名“门字前炮台”、“高字后炮台”，并有大小平炮台６座，安设大小前后膛炮53尊，由记名总兵刘祺带直字两营驻守台洞多处；石头缝营盘，亦称西北炮台，安设大小前后膛炮43尊，由尽先副将史济源带领保定练军左营驻守台洞多处。

大沽口炮台

在海防区域内，还有发电所、电信局、探照灯等先进设备。在大沽海口航道布有水雷、碰雷、沉雷，布设两道沉船障碍，两道拦江铁索。海口水域还有北洋水师的巡洋舰、鱼雷艇游弋，可谓森严壁垒。可以说，这时期的大沽口防御体系已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此时的西方列强看到日本从战争中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垂涎三尺，纷纷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提出要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权等无理要求，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危险。

1900年春，山东爆发了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影响到津京地区。爱国的中国士兵也纷纷与义和团站在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此时清政府内的保守派，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企图以此来巩固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于是，在各地发生了灭洋教、烧教堂的事件。大沽地区也发生了小学老师带领团民烧了东沽西开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的事件，洋人神甫和牧师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列强驻华使节们惊恐万状，纷纷要求本国派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在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

1900年5月30日，驻京各国公使举行集会，选出由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衙门提出各国自己派兵保护使馆的要求。当天总理衙门答复“各国公使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调来的人数必须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数目为限，同时一到和平恢复，外军就必须撤退”，并电告直隶总督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各国兵入大沽口“勿阻”。于是各国军队陆续从大沽口登岸。5月31日下午，各国新登陆的军队与原在天津的驻军，兵合一处，从天津车站乘专列向北京开进。据铁路局核查，各国进京的军官22人，士兵334人。德国兵50人也于次日晨从塘沽乘车经天津到了北京。各国除派一定数量军队进京外，还留驻天津租界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英、俄、法、美、德、日、意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向中国派遣武装人员的开始。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6月初在法国公使的提议下，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共同议定：“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方法。”很快，在各公使电催下，各国军舰纷纷向大沽口附近集结，军队陆续在大沽口登陆。

1900年6月德舰运载大炮抵达大沽口

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两百多人，从大沽口登陆，乘火车向天津、北京开进。西摩尔在向北京行进途中，在廊房受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与天津的联系被切断，进退不得，随时都有被歼灭的危险。为了解救和增援被困的西摩尔，八国联军谋划攻打大沽口炮台，以便后续部队登陆。

6月15日黄昏，八国联军偷袭大沽口炮台的军事行动开始。闯入海河的俄舰“基立亚克”号、美舰“马拉卡西”号、日舰“亚打告”号、英舰“灰丁”号和“发霉”号等舰只，突然包围了停泊在于家堡河湾附近的北洋水师。水师统领叶祖珪闻风丧胆，十几艘战舰竟然在未作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挂起白旗投降了。北洋水师战舰一弹未发，就白白地落入八国联军之手。

解决了北洋水师，八国联军的舰艇顺利地控制了海河的河口与内河水道，将大沽口两岸炮台清军分割孤立起来。

6月16日，由德军上校波尔指挥的英、德、奥、意、俄军队六百多人分批登陆，与前一天晚上登陆的日军三百多人会合，抢占了塘沽火车站，并做好了从侧面进攻大沽口北岸炮台的准备。

实际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早就开始调兵遣将，将大批军队秘密集结于大沽口附近。俄国用兵舰从旅顺增运两千名俄军到大沽口外；八国联军用火车从山海关方面向津沽秘密集结部队。当时，大沽口内外八国联军集结的部队约有2.6万人，大沽口炮台清军已处于敌众我寡的危险境地。

6月16日晚间，联军派俄海军少校巴克梅迪夫为特使，到大沽口炮台南岸主炮台营盘向炮台守将罗荣光递交限期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借口八国联军要保护洋人和教堂，围剿义和团，要求清军让出河道，拆除河口中的水雷，两岸炮台无条件让联军驻守。限定17日凌晨两点前让出炮台，否则武力攻夺。罗荣光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八国联军的无理要求。当夜十一点，八国联军停在大沽口炮台附近的军舰突然向南北两岸的炮台猛烈轰击。于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便从各国海军的炮击正式揭开。

大沽口激战一开始，南岸主炮台清军，在罗荣光指挥下奋勇开炮反击。俄巡洋舰“朝鲜人”号连中数弹，舰上４名军官、12名士兵被炸死，47名士兵被炸伤。“朝鲜人”号冒着浓烟烈火，转舵逃走。“基立亚克”号弹药舱中弹爆炸，舰上一名军官和70名士兵当场炸死。大沽口北岸左营炮台上，清兵炮手在管带封得胜的指挥下，击中德舰“伊尔提斯”号８弹，舰长被炸伤，炸死军官１名、士兵３名，炸伤士兵７名。法舰“里昂”号也被北岸左营炮台击伤，舰上３名士兵被炸伤。

17日凌晨四点，八国联军为了挽回败局，利用“船坚炮利，兵多势大”的军事优势，改变了全面出击的战术，集中大部分军舰“迫驶北岸”，用舰上的炮火狂轰滥炸北岸左营炮台。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联军陆战队乘小船登北岸和早已登陆的联军陆战队会合，分成几路进攻北岸左营炮台。此时，北岸左营炮台上的清兵伤亡过重，更不幸的是左营炮台弹药库被击中起火。八国联军趁机攻陷北岸左营炮台。早晨七点钟，天已大亮。八国联军各舰集中炮火轰击南岸炮台各弹药库，致使炮台弹药爆炸起火，并由海神庙船坞登岸抄袭，使清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汇集各营残余兵力，拼力打通后路。至九点，南北两岸炮台被攻陷，清军伤亡一千余人，仅战死在炮台炮位上的清军官兵尸体就有七八百具。罗荣光率残兵撤退，途中自刎殉国。大沽口炮台失陷后，八国联军大肆烧杀抢掠，在大沽地区杀人无数，在塘沽焚烧三昼夜，新河一千多户人家被杀得剩下不足三百户。侵略者接着攻陷孤立无援的北塘炮台，把蓟运河水染成一片血色。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1901年８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９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西班牙和荷兰11国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条约共12款，外加19条附件。其中第３条规定，拆除大沽口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根据《辛丑条约》条款，大沽口炮台群、北塘口炮台群以及新城等防御体系，均遭到了被拆毁的命运。大沽口炮台的“镇”字炮台是指挥中心，成了八国联军的眼中钉，连同长炮台被夷为平地。北塘炮台中的“仁正营”炮台，因是混凝土构造，只得以炸药将其炸毁，碎成13 段。至于新城，现在人们根本见不到城垣的明显遗迹。本世纪初大沽口炮台管理所在清理“海”字炮台遗址时，在同一地点发现７门深埋在地下的大炮，这些大炮和管理所陈列的所有后膛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尾部均被炸掉，成了一堆废铁。从最近见到的照片资料中得知，当年拆毁炮台、销毁武器的行动，是在外国军队监督下，或由他们直接参与，或雇用中国人实施的。

塘沽地区历尽战火创伤和劫难，使百姓生灵涂炭，家园惨遭践踏，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