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是塘沽地区成陆后最早形成的村落之一。早期的先民落户在这里，赶海捕鱼，煮海为盐，以此谋生，是谓“鱼盐是赖”。因来此谋生的人多为穷苦人和逃避兵灾、战难、劳役之人，所以人们曾一度称这里为“花儿寨”（意为穷人聚集的村子）。后来，这里逐渐繁荣，日子好过，民风淳朴，生活有靠，来此定居的又多为山东大沽河人，遂改称为大沽。

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定都为大都（今北京）。朝廷开海上漕运，大沽口岸作用日益显现。当时，在大沽口河岸有个叫龙三堆的高埠，昼挂幡、夜扯灯，竖起航标，大沽成为中国北方最早俯瞰大海的口岸。明朝，成祖朱棣凭其多年北方据藩的经验，深知津沽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迁徙江、浙、晋、鲁、皖、豫等地农民到海口一带垦荒屯田，这里人丁开始兴旺。嘉靖年间，为防倭患，在大沽口驻重兵，加强防卫。至此，一脉中华子孙聚集沽口，凭借渔盐之利和黄河母亲铺就的一方热土，煮盐捕鱼，辛勤劳作，开拓建设，繁衍生息。大沽地区愈发热闹起来。到清代，这里已形成重镇，成为“海门要塞”。清康熙、乾隆两帝于1695年和1767年分别巡幸到此，敕建海神庙，登台以观沧海、刻石记盛。其后，几代封疆大吏苦心经营，在海口建起一道又一道海防工事和炮台群，史称大沽口炮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的“庚子之役”中，经历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争，使大沽扬名天下。

海河横贯今天塘沽地区中部，而历史上却是一条界河，海河南北两岸隶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大沽地处海河南岸，北宋后期属宋朝河北省沧州清池县管辖。从元代至明初，始终沿袭旧制隶属沧州清池县。明永乐二年（1404年）改属河间府沧州静海县，直至清初。清雍正九年（1731年）设天津府，大沽地区属天津府天津县管辖。而海河北岸称塘沽，隶属顺天府新建的宁河县。1900年庚子之役爆发后，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在天津设都统衙门，大沽受其统治一年多。民国时期，大沽地区属津海道天津县。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废除道制，海河南北两岸分属河北省天津县与河北省宁河县管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伪河北省复设道，大沽地区属伪津海道天津县。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仍沿旧制未变，这种建制一直沿用至1949年１月塘沽地区解放。解放后，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海河南北两岸地区合治建区，称塘大区（塘沽、大沽），直辖于天津市。至此，海河两岸结束了划河分治的局面。1952年２月，塘大区更名为塘沽区，大沽建制为镇，直辖于塘沽区。2009年，撤销塘沽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

大沽最早的产业当属渔业，这是先民聚集和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渔业之所以发达，皆因大沽口外的渤海湾曾是天然的优良渔场。

海河自大沽口注入渤海，它从海河流域带来大量泥沙，含有大量而丰富的有机物质，气候水温又适宜海滩浮游生物觅食繁殖。尤其是大沽口外的沿海滩涂，由浅入深，降坡徐缓，加之沙泥海床，非常适合浅海生物栖息。因此，渤海湾在这一带海域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据记载，早时常见的鱼类达七十余种，连同虾、蟹、藻、贝等，海产品种类逾百种。每年春夏之交，对虾、黄花鱼、鲶鱼、鲅鱼、梭鱼、琵琶虾等，随着暖流回游到大沽口外产卵。这时，渤海湾便进入繁忙的渔汛期。大沽口内外，帆樯林立，渔船如梭，渔船频繁出海入河，渔场上到处白帆，码头边卸货忙碌，呈现一片丰收景象。辽宁、河北、山东等省沿海渔民也纷纷驾船赶到大沽口外捕鱼捞蟹。岸边的鱼市自早到晚，人群熙攘，争购鱼货海鲜，犹如过节一般。

大沽渔民早先的生产方式，多在海边捕捞，使用的网具相对简单。至明朝，出现了撩网、棍网。直到清嘉庆年间，帆船增多，才开始走向海洋深处捕鱼。民国时期，大沽的渔船、渔具又有了很大的改进。渔船载货量增加，船速和安全性能都有较大提高。网具出现了拖网、流网、打网等较大型和先进的形式。这时，渔船类型发展到四种：一是流动渔船。这种渔船多来自山东、河北沿海一带。每逢渔汛，这些渔船便赶到大沽口外捕捞，然后到大沽、天津出售，间或到大沽歇息、修整，购买补充粮油盐等生活用品，渔汛过后又驶往它处。也有的进入河口，在大沽过冬，谓之“撂高修船煨冬”。二是家眷船。这种船大多来自河北白洋淀、文安与山东无棣等地区，大沽本地人经营这种船的较少。其特点是夫妇携儿带女，一家人共同居住在船上，边生活边劳作。其中，文安来的船多以钓钩为主要捕鱼工具，山东来的船以拉网为主。至1949年，大沽家眷船渔民约有两千户。三是地面船。船上不带家眷。船主不参加船上劳动，谓之养船户。海上作业，靠雇佣渔工进行。渔汛过后，渔船改作“脚力”，从事海上运输。大沽很多鱼店都拥有这种船。四是贩鲜船。这种船大多为鱼店所有，少数为个人所有，大多雇佣渔工驶船。这种船在海上作业现场流动，收购海上渔船捕捞的鱼虾，然后运到鱼市上贩卖，属商业性船只。

大沽是一个较大的镇，包括东大沽的郝庄、草头沽、万达，西大沽的小厂、后关等，均是域内连成一片的村落。在大沽南边，距镇中心近十公里的地方还有两个临海渔村，一为驴驹河，另一为高沙岭。两村紧靠海滩，村内居民以“治海”（捕鱼）为生，利用潮涨汐落，在海边滩涂上布设推网、地网、撩网捕鱼。

好渔场自然有大鱼市。大沽地区鱼店遍布，这也是历史上大沽的特色之一。若逢海上渔汛期，可谓鱼虾满仓，海货多得只能远销津京等大商埠。由于船家忙于汛期捕鱼无暇顾及运输，于是鱼商、鱼店便应运而生。鱼商们把渔民捕获的鱼虾收购下来，再由他们远销外地，从中获利。历史上，大沽地区够规模的鱼店曾多达五十余家，而海河沿岸背筐挑篓的鱼虾小贩更是随处可见。鱼店多为有实力的鱼商所掌握。其经营方式多种多样，第一种是向贫苦渔民“撒网底”或放高利贷，约定以捕得的鱼虾返还或交由该鱼店代卖，鱼店从中取利。第二种是养船到海上收购鱼虾，然后再加价贩卖，称之为“贩鲜”。第三种是养船雇渔工出海捕捞，自产自销。多数鱼店采用第一种方式，也有三种方式一起用的。

清初，一度实行海禁，脚船受阻。1684年开海禁，但也只限500担船出海。至十八世纪初，大船准可远航。这时期，养船大户纷纷出现。许多渔户弃渔从商，将奉天（沈阳）粮食漕运至津。大沽船户郑世泰（号称“龙票郑”、“龙袍郑”），与郑尔端、蒋应科、孟宪礼等人为奉天海运先驱，拥有大船十余艘。东大沽乔岱，有４桅货帆船19艘，专门从事海运。从咸丰年以后，一些商船户，船多质好，较大船户人家，着手建自家船坞和船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西大沽“山成玉”、程兴福的“长胜”号，东大沽的“永善”号、“悦来”号、“无锡”号等，既能修船也能造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外国人开办的船运公司和船业公司也相继涌入，如小码头船厂、永和公司等。1911年，大沽和山东商人合办了直东股份有限公司，有海船６艘，其中最大的“北济”号载重1832吨。1917年，大沽人李敬轩、王金堂、郑效三创建北方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海船６艘，最大的“北泰”号载重2043吨。大沽江润生的“三兴长”轮，载重量达8000吨。

海运兴，自然码头也兴。海河两岸遍布码头，其中大沽码头更为密集。据记载，1937年，仅大沽的码头就有仪大、同义、坨地、小码头、大沽铁工厂、大沽造船所等十余处。随之而来的是码头装卸队伍的形成。当时称装卸业为脚行（或称“锡伙”）。其中东沽仪大码头脚行是塘大地区最早出现的脚行。仪大脚行的范围以东大沽仪大码头为中心，西至盐坝桥，东至郝庄，主要业务是装卸来自天津、上海一带的对漕船和秦皇岛一带的“脚船”（帆船的一种），装卸的主要货物为粮、布、干鲜果品、海产品、土产品。仪大脚行历经数十年经营而不衰，直至解放之后。还有大沽船舶公司脚行，其主要业务是在大沽口外装卸驳船。装卸工人昼夜住在海口锚地附近的驳船上，生活条件十分困苦。

大沽地区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脚行。后来。随海河北岸塘沽铁路的修通和1939年塘沽新港（今天津港）的建成，大沽航运业开始日渐萎缩。

大沽地区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大沽本地历史上出现不少可以称道的人物。如郑世泰，康熙年间大沽养船大户，有船十数艘。当时，京津一带粮食奇缺，需从辽东漕运接济。时逢禁海，郑世泰即向朝廷请命，“以天津地薄人稠难敷民食，呈恳圣祖仁皇帝用海舟贩奉天之谷以济津门”。康熙皇帝准其请求，关给“龙票”，入海口放行。当时能得此钦准的为极少数，故此郑世泰在津沽一带颇为显赫，成为海漕大户“奉天海洋贩运”的先驱。直至乾隆年间，大沽口漕船发展到数百艘，漕粮遍至天津、保定、正定及山东省一带。大沽人称其为“龙票郑”。乔岱，清乾隆年间养船大户，拥有４桅载货脚船19条。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山东大灾粮荒。而辽东丰收，大沽船户从东北贩运粮食，其中乔岱半年间往返达五六次，成为大沽一带首富。郑奎光，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平生臂力过人，能并开两张５石硬弓，人称“双弓郑”，以勇武闻名。乾隆十年（1745年）技勇会试，中乙丑科武举。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辛未科武进士，任陕西兴汉游击。曹锟，清末民初军阀，1920年后成为直系首领，1923年北洋时期任中华民国总统，北伐后一直隐居天津，曾在津沽一带投资实业。日本侵华时，日本人邀其出山做事，被其多次拒绝，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曹锐，系曹锟四弟，1918年曾任直隶省省长等职。